当前，大西南联合参与次区域合作开发，既适逢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深入研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可发挥优势，固势利导，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一、 机遇与前景
  

 1．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次区域合作，国家有关部门和云南省在参与次区域合作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

　　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次区域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同的场合作过若干重要讲话，把次区域合作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

　　1993年8月5日泰国普密蓬国王会见来访的乔石委员长时说：泰国经济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是在煤炭、电力等能源方面也有不少困难。中国在这些方面有丰富的资源，而且有较先进的技术，希望今后能与中国开展有关的合作。他希望在湄公河上游的开发、合作和利用方面，中国也能够起重要的积极作用。乔石委员长表示，中国十分关心湄公河上游的开发利用，对此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也非常赞成湄公河的开发合作，一直采取积极的态度，希望在有关各方面的良好合作下，今后能进一步得到积极的进展。

　　同日乔石委员长拜会了川·立派总理。川总理说，我们应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现在正在制定一个发展计划，就是中国南部和泰国北部的经济合作。这个项目也牵涉到缅甸和老挝。这对我们四国都是有利的。乔石委员长说，我国西南对这件事很积极，我们正修建南宁到昆明的铁路，北海机场也正在扩建，以迎接新的发展。我们双方加强合作对彼此有利，对缅甸、老挝也是有利的。

　　1993年8月26日李鹏总理在与来访的泰国总理川·立派举行会谈时说，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各个地区发展还不平衡，我们希望泰国的企业家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投资时，也能到具有很大潜力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去看看，探讨合作的领域，寻找合作的伙伴。

　　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会见川·立派总理时说，中泰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在湄公河上游次区域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亚太地区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1994年7月25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曼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谈到关于湄公河上游合作问题时说，中、泰、缅、老四国关于湄公河上游的开发合作，特别是航运方面的合作已经起步。今年2月在曼谷、5月在昆明分别开过专家会议，达成一些初步设想。湄公河区域的开发对沿岸国家都是有利的。中国还在澜沧江进行水利开发利用，如修建水电站等。

　　1997年12月16日，江泽民主席与东盟国家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说，“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将发展彼此之间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作为中国与东盟在21世纪关系的重要政策目标”。“他们确认在开发湄公河盆地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承诺通过贸易、旅游和运输领域的活动，加强对沿岸国家的支持。”

　　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吉隆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在经济、金融领域，在国际和地区合作领域，以及在湄公河流域开发和亚欧关系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1998年12月16日，胡锦涛副主席出席在河内举行的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发表重要讲话，当谈到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时说，既扩大双边经贸和投资规模，也探讨和推进在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投资区、湄公河流域开发等区域和次区域的联系与合作。
1999年9月3日，江泽民主席在泰国国家文化中心发表“增进睦邻友好共创光辉未来”的演讲中说：“中国欢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

　　1999年11月28日，朱容基总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发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意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投资区的联系，支持湄公河流域开发。

　　1999年11月30日，朱容基总理在“新加坡讲座”发表题为《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亚洲》的演讲中说，中国欢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希望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建立联系，愿意为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2000年11月25日，朱容基总理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晤，强调在世纪更迭的历史时刻，中国、东盟共商合作大计具有重要意义；就今后一段时间双方合作重点提出六点建议。朱总理在六点建议中表示，湄公河流域开发有利于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缩小东亚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中方愿意继续积极参加湄公河流域开发并加大投入。中方将出资帮助疏通老、缅境内的湄公河航道，争取如期实现澜沧江—湄公河通航。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公路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一条重要纽带。我们愿与老挝、泰国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承建老挝境内的路段，为昆—曼公路的早日贯通作出贡献。中国支持建设泛亚铁路的设想，并愿通过投标等方式参与建设。

　　在次区域现有和今后将启动的合作机制中，自1992年一开始我国就参加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并出席了历届部长级会议；1996年6月参加了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第一次部长会议，成为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核心国；新、老湄委会及其成员国多年来积极寻求与我国合作开发澜沧江—湄公河，1996年7月中国和缅甸与湄委会在曼谷举行了第一次对话会议，中、缅两国成为湄委会的对话国；1999年2月5日中、泰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泰王国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说，双方将对四角经济合作（中、泰、老、缅）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泰、老、缅、越、柬）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给予更大重视和支持，这符合两国及本地区有关国家共同的长远利益，双方非常重视开发连接中泰之间的水路、陆路和空中航线，并将在使用方面提供便利，以促进双方和有关国家在贸易、投资、货运、服务、能源、通讯和旅游等领域合作；2000年6月6日，缅两国签订的《中国和缅甸关于未来双边关系合作框架文件的联合声明》中也说，加强四角经济合作（中、老、缅、泰）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柬、老、缅、泰、越），符合两国及本地区有关国家共同的长远利益，双方将予以更大的支持。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领导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云南省积极参与次区域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成立了有关机构，加强对这一工作的组织协调。1994年7月29日，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国务院下文成立国家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组”，由国家科委、计委作组单位，云南省人民政府任副组长单位，外交部、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等19个国家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协调组下设办公室。1994年11月5日，国家协调组在京召开了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国家科委副主任惠永正主持会议，云南省副省长牛绍尧、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出席了会议。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增补外交部、外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为副组长单位。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94年5月28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文成立以牛绍尧副省长为组长、吴光范秘书长及省科委、省计委主要领导为副组长，有关省级部门和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云南省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合作开发前期研究协调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专家组，负责次区域合作有关问题的组织协调、重大项目的前期研究、与国外的联系和合作。国家和省的协调组成立以来，至2000年7月，先后召开了四次国家协调组工作会议、一次工作座谈会、一次工作汇报会，召开了省的两次协调工作会，就次区域合作的认识、对策、政策、项目和行动，在国家各部委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省级各部门和有关地州之间开展了一系列协调工作，明确了次区域合作的重点和领域，争取和启动了部分项目的实施。1996年省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以省长和志强为组长，副省长牛绍尧、刘京为副组长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指导小组”。

　　其次，积极推进以交通和能源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以及旅游、环保、经贸、科技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为当前和面向21世纪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并开展了积极活跃的外交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促进次区域合作，次区域国家及区域外的国家、国际组织积极开展了活跃的外交活动，高层领导人频频互访，加强沟通，增进友谊。湄公河委员会、联合国工发组织、UNDP、ITC、ESKEP、世界经济论坛、亚洲开发银行，以及美、日、法、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和次区域各国的领导人、专家等多次来云南考察次区域合作情况。

　　以上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全面、积极地参加和影响着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的进程。

2．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创造的机遇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大西南联合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创造了重大历史机遇：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国家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这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为推进次区域合作提供了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的次区域合作项目，如昆曼公路的昆明—磨憨段，澜沧江，澜沧江航道建设，泛亚铁路，澜沧江水电资源的开发等，可以纳入国家西部开计划。二是扩大对外开放，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环境，为引进外资以及发展与次区域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国务院于2000年12月出台的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中，给予了西部地区从四个方面扩大对外对内开放的政策。一是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二是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渠道；三是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四是推进地区协作与对口支援。这些政策中还特别强调，“实行更加优惠的边境贸易政策，在出口退税、进出口商品经营范围、进出口商品配额、许可证管理、人员往来等方面，放宽限制，推动我国西部地区同毗邻国家地区相互开放市场，促进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力度，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围绕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发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这些政策措施和今后还将出台的新政策会有利于吸引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次区域国家仅管大多数经济还不发达，但泰国还是有潜力的。1993年李鹏总理与来访的泰国总理川·立派会谈时就希望泰国的企业家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去看看，探讨合作领域，寻求合作伙伴。

　　从省的层面上来说，作为次区域范围内的云南省，把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把“进一步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作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开拓国内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见，次区域合作被置于云南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位置。

　　以上重大政策和措施十分有利于西南地区联合起来加强出海、出境通道建设，加强与次区域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3． 我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
　　

　　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中、柬、老、缅、泰、越六个国家中，缅、泰是WTO的成员国，柬埔寨是事实上的国家即适用国，我国加入WTO在即，这将给大西南联合参与次区域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加入WTO后，可以享受次区域有关国家无条件、多边、永久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及国民待遇，扩大大西南地区对次区域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如电力、机电产品、磷产品、锡铅锌等有色金属产品、水泥、平板玻璃、服装、日用百货、中药制成品、生物制药、烟草、酒、蔬菜、水果、农作物品种等，并扩大和加强与次区域国家的服务贸易。同时，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相互间的经贸摩擦，营造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次区域有关国家针对中国加入WTO，把培养对华贸易人才作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如泰国清莱府已经批准建立“皇后大学”，为泰国北部和湄公河流域地区培养各类人才。经我国政府同意，将在该校共建中文专业和中国文化馆。包括四个方面的中文专业：一是大学中文实习学校，为进入中文专业学习的学生补习中文；二是商业管理系，专门培养对华贸易的专业人才；三是大学预备补习班，为拟进入该校中文系学习的学生补习中文；四是职业中文培训，专门为在职的商务人员开设中文培训班。老挝万象的有关大学也专门设置了中文专业，并已培养出一批精通中文的专门人才。以上可见，中国加入WTO后，必将扩大大西南与次区域国家的商贸和教育的合作。

4． 次区域各国政治稳定、谋求发展、睦邻友好
　　

　　和平稳定、睦邻友好是开展次区域合作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次区域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国政局稳定，都属于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都奉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及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谋求和平、安全、稳定与合作是共同的愿望。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经济贸易往来。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自身遭遇重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采取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为稳定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形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一步为包括次区域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公认，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

5． 亚洲金融危机蕴藏的合作机遇

　　1997年7月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次区域国家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在始发地泰国，不仅经济损失惨重，还演化政治危机，全国政局动荡，差瓦立总理被迫辞职。这场危机使次区域合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场危机也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国希望通过加强合作，克服危机，走出困境。最具代表性的是于1998年9月30日至10月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发表了《满怀信心》的部长联合声明，认为“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增强了各国对次区域合作重要性和从次区域合作中受益的认识”，“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为有效地进行区域合作，必须加强机构建设”。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次区域合作中对付亚洲金融危机的对策，即将次区域合作的资金近期集中于建设以交通走廊、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把投资、贸易、生产有机结合起来的“三纵两横”的经济走廊。同时要求次区域成员国要减少过境物流和人流的障碍。无独有偶，面临金融危机重重困难的泰国，仍坚持推进次区域合作，于1998年11月与我国签署了《关于泰王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购电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合资开发澜沧江的水力资源。

　　二是次区域国家由于金融危机，资金短缺，所以通过降低关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允许外国人收买本国公司或买50%以上的股权等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加上这些国家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跌，房地产、企业价格大降，这为我们到这些国家投资，开拓和占领市场提供了机会，而且还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2003年建成，根据东盟的规定，外商在东盟任何一个成员国投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达50%以上者，即视为东盟企业，可以享受东盟成员国内各种优惠待遇，该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东盟国家内享有关税优惠。因此，当前是我们向次区域国家开展技术经济合作输出资本的大好时机。

　　三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次区域国家削减预算，银根紧缩，客观上抑制了从西方国家进口高档产品，转而进口低价产品，为我国这类产品的出口带来了良机。越南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200多个为我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援建的项目，产业有待转型和大规模技改，急需得到中国的设备和技术。缅甸商品奇缺，中国商品在仰光、曼德勒的市场占有率曾达到60%、90%。老挝为改变商品来源单一的局面，特别希望与中方合作，发展民族工业，鼓励中国产品和企业进入老挝市场，或通过老挝进行转口贸易。我与次区域国家由于在经济上有一定互补性，目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再加上这些国家货币贬值，价格更低，所以也是从这些国家进口我国需要的资源型产品，利用国外资源为我服务的良机。

6． 大西南地区的经济协作和次区域的开发合作均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的大西南经济协作，有明确的协作性质、方针、原则、任务和活动方式，各方都有联合起来扩大对外开放，共同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的愿望。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也已形成了多重机制并行运作的合作开发态势。只要我们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举的方针，把国内合作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就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二、挑战和困难

1． 次区域国家较为贫穷落后，合作的起点低，资金匮乏

　　次区域国家除泰国外，中南半岛的柬、老、缅、越四国是世界上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250至350美元之间，进行合作开发存在起点低、基础薄弱、资金匮乏的困难。

2． 澜沧江—湄公河水及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矛盾尖锐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也是环境的决定因素。但水匮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最大的世界性问题。1997年1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水资源评估报告》指出，水问题将严重制约下个世纪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国际河流水及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利益，因此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澜沧江—湄公河—江连六国，是世界第三长国际河流。沿岸各国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出其于国家利益，对水及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立场、观点有一定差异。新、老湄委会的成立，以及新湄委会成立后有关各方对中国参加湄委会的反应与态度，无不与澜沧江—湄公河水及水能资源的开发有关。

3． 次区域合作多方介入、错综复杂、竞争激烈

　　由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特殊的地缘经济、政治特点，因而围绕其合作开发，区域内国家或区域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纷纷以各种方式进入，形成了多方介入、多轮驱动、多种合作机制并存、国际关系复杂、竞争激烈的局面。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合作，由于各种利益关系不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协调困难，增加了合作的难度。

4．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形成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许多经济游戏规则是在发达国家控制下制定的，无疑会更多地为发达国家利益服务。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次区域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该区域成为世界投资热点之一的背景下进行合作开发，必然会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

5． 六省区市七方之间合作与竞争、全局与局部之间的矛盾

   　 西南六省区市七方虽然都把对外开放作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来抓，有加强横向协作、联合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共同愿望，但是六省市七方经济协调会和区域合作是开放型的，不搞“一体化”，协调会的协调原则是“平等协商，讲求实效，求同存异，各方都有否决权”。因此，这种合作有松散和竞争的一面。各方均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利则合，无论开放或开发的合作，都需要对各方都有利的“共振点”，既便在一个“共振点”中的合作，出自各方之间的利益，相互也有竞争。而我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也是实施国家对东南亚“稳定周边，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利益；不仅是短期利益，还有长远利益。因此 ，六省区市七方联合参与次区域合作开发也有一定难度，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探索。

来源：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信息网

责编：覃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