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菊辉  朱陆民  杨晓虎

内容提要：地区主义在二战结束后迎来了新的实践基础，焕发出“多样”和“开放”等特性。在东亚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东盟内部合作逐步发展到“10＋3”会晤机制，这表明地区主义引导下的东亚经济区开放程度将会越来越深入。在其自身打破发展障碍，寻求以开放实现完善、扩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地域范围，还是在由此引致的合作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泛化”效应。

关键词：地区主义   东亚经济合作   地域泛化   开放

　　一、地区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发生新的变化，开始了以地区为中心的聚合发展，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地区性经济区逐渐成型。地区主义（Regionalism）传统上作为一种介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或思潮，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中以新的面目再次出现。对于“地区主义”的定义，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尽一致的多种看法，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但就地区主义发展过程这的表现而言，“多样性”和“开放性”是最基本的特征。

　　所谓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就是指，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于人们对地区主义的主张以及地区主义本身的实践条件等大相径庭，从而造成地区主义发展的结果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首先指的是地区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其次是指地区主义组织化程度的多样性，另外还指地区主义与其它思潮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 不论是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三大地区性经济区的发展模式都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经济区所属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发展层次较高，目标是迈向政治一体化。而北美和东亚经济区所属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分别以美国和东盟为主导力量，发展层次远不及欧洲，并且尚未出现向政治一体化过渡的倾向。但就内部组成结构看，三者包容度都比较大。尤其是东亚经济区的地区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欧洲经验”的突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关于“开放性”的特征，三大经济区的实践表明，封闭的内部经济联系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全球化的过渡途径，通常表达为：各个地区共同体是“次佳的”，却是最终实现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的必要阶段。 怀特瓦尔特从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三大领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结论：世界经济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二者是相互作用、共生并进的。 李琮在分析了经济地区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后也认为：二者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或趋势，在其发展中，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 因此，不论地区主义是否能最终完成对全球化的过渡，首先它必须实行开放的姿态，以利于经济区内部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在APEC的实践中这一点表现最为明显：它“正酝酿形成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将地区性和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紧密地连接传动起来，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欧盟在2004年5月1日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等10个东欧国家入盟后，已成为一个涵盖25个国家、4.53亿人口、45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GDP总量达到八万亿美元、外贸总量达到四万亿美元的一体化组织。在美洲，2005年将建成一个涵盖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正是在APEC开放姿态的挑战和欧洲、北美经济区开放模式的示范带动下，东亚经济区发展至今，其所奉行的地区主义必然涵盖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式战略。

　　综合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地区主义在东亚经济区的实践中，逐渐走向开放式的兼容并包模式，在共有价值观的推动和共同利益需要的带动下，该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将有更多地与东盟外国家、组织进行交流、合作的取向。

　　二、东亚经济合作的地域泛化趋势

　　在地区主义积极面的作用下，经济区域性合作必将打破地域限制，逐步实现泛化。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在经历了良好的发展初期后，不论是其自身开放性质、客观环境现状，还是打破困境的进一步需要，都要求这种泛化沿着从双边到多边、地区到全球的轨迹扩展。

　　1、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就是逐渐走向开放的过程

　　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是地区经济组织——东盟的诞生。由于东盟所属的东南亚地区10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仅依靠组织内的合作，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且对促进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作用也十分有限。在历经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在80年代后期，与北美区域经济合作和欧洲共同市场的迅速发展相比，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步伐日渐落后。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宏观大环境和外力的推动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开始了开放的进程。

　　首先，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良好发展态势为东亚经济合作起到了示范效应。同时，东亚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东亚各国关注的重心从政治、安全领域逐渐转向经济、文化领域。封闭性组织内部的经济合作、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已捉襟见肘，不走向开放必然被区域外的大国合作所淹没。

　　其次，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东盟各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促使其认识到：缺乏地区合作机制和与大国经贸、金融领域的有效协调，容易出现抵御风险能力降低、本国经济结构难以优化等缺陷。加之，当时东亚的中、日、韩三国经过此次危机已转变了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态度，开始重视和积极响应东盟国家长期以来致力于推进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努力，纷纷投入到参与东亚双边和多边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来，先后开始了“10+1”会晤。从而，以外力的形式推动东盟经济开放的步伐。

　　再次，作为“经济发动机”并拥有东亚最大市场的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日渐加深，这为东盟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的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雁行模式”，在“东亚地区创造了一种新的地区经济联系格局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一方面，中国作为加工制造的中心，推动了水平分工格局的形成，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优化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本身就可以推动东亚国家相互之间的内在投资和贸易需求大幅度增长。

　　面对难得的机遇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东盟国家走向开放已是历史的必然。中、日、韩三国已经或即将分别与东盟达成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协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同意在2005年初展开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在两年内完成。因此，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接纳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也将成为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东亚经济合作地域泛化背后的利益促进

　　全球化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将促使世界各国融入到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中来。但由于各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经济全球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一些地缘相邻或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地区范围内相互提供贸易和投资便利，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些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等层次或高或低的区域性经济组织。通过有组织的协调运作，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形成，最终推动全球化进程。作为地区性经济组织，东盟的发展也不能例外。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东盟国家所选择的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其平均综合对外开放度在20世纪后期已居世界前列，为87.26，高于欧洲43.87的水平。 国内经济运行与国际经济循环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合在一起，其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和区域外各国的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得以迅速增长。通过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呈上升态势，这种利益的获取促使更高程度的开放逐渐成型。据有关资料显示，东亚9个主要经济体在2000年的外贸依存度由最低的日本的18.1%、中国44.0%、印尼的62.8%、韩国的72.1%、菲律宾的104.3%到最高的新加坡298.0%不等。 东盟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例也由与三国合作前，1975年的11%发展到1995年的26%。2003年，东盟与三国的总贸易额达到了1956亿美元，东亚区内贸易比例突破50%。 可见，东亚经济区各国的国内经济运行在融入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其通过与区外国家、组织的合作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必将引发区外经贸、金融等领域更深、更广的合作。

　　3、东亚经济合作地域泛化是打破区域合作困境的必然选择

　　东亚地区国家在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传统观念认为相互信任感、合作程度与利益获取量一般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有意或无意地弱化成员国的差异，以建构地区集体认同、促成区域合作主导力量、弱化美国不利影响、强化合作机制的构建等手段突出共性的一面、消除负面因素的影响、形成具有软约束力的组织制度，便成为当前发展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迫切需要。而恰恰是在利益拉动下的这种改革过程中，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地区主义在客观上必将促进地区内交流向外扩展，实现东亚经济合作的泛化。

　　建构地区国家的集体认同

　　建构主义认为：认同（Identity）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有意图行为体的一种属性， 它源于长期实践，代表政治行为体自身和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而作为地区经济体而言，它要求的集体认同是指，若干地理上接近并相互联系的国家，在观念上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东亚地区的集体认同植根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尽管日本要“脱亚入欧”，中国要“和平崛起”，但它们都发源于东亚，需要和平稳定发展的地区环境支撑。尤其是在东亚“10+3”机制形成后，以地区合作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得到重视。因此，建构一种地区国家的集体认同，不仅是参与区域合作的需要，而且也是其迈向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集体认同的建构既需要对传统地区文化、价值观的唤醒、改造和强化，也需要在“他者”的刺激下，产生“自我”主体观念意识的形成和固化。尽管当前东亚地区国家的集体认同还不强，特别是与民族主义这种强烈的认同形式来相比，更显得羸弱，但它已处于明显的加强过程中，对于促进东亚地区内部经济交流和合作的区域性泛化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促成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

　　“10+3”模式的东亚合作机制是由东盟发起并主导的，本身就体现了东盟作为主导地位的存在和影响。而在欧洲和北美两大经济区，其主导地位由法德联盟和美国这样的地区主要经济力量来主导。另外，从“10+3”机制来看，东盟每年召开的首脑会议一般会与“10+3”领导人会议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段举行，会议议题和日程主要结合当年东盟首脑会议的议题和日程而定。而且“10+3”合作虽然已初步形成自身的机制框架，但其本身并不是实体，还要三个“10+1”（即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合作）来落实。可见，东亚发展模式与欧盟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进程由大国推动并主导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且在“10+3”模式上存在明显的大国平衡策略。这既是主导方与三方经济体不够信任的表现，同时还会限制合作的深入开展。尽管中国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但就经济实力来看，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相比，前者的GDP总量尚不及后者总和的1/10。在政治、军事和科技等其他层面也有很大差距，明显处于劣势，很难真正担当起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任。所以，东亚经济区要达到欧美两大经济区的合作程度，必须突破东盟主导地位的限制，加强与三国的协调，利用现有机制推进十三国有效合作下的主导力量建设。

　　弱化美国因素的不利影响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呈现逐渐加强之势。美国对日本采取以“美日联盟”迫使其开放市场的政策；对中国着力以WTO的身份相诱惑，鼓励其加速融入世界经济的转轨过程；对韩国则以朝鲜半岛的安全、统一加以牵制；在东盟逐渐形成对美出口的高度依存以后，美国通过经贸政策调控足以限制东盟经济政治的发展进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为旗号，在全球扩张势力。随着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美国一边加强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传统的军事关系，一边大打“经济牌”，在迫使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构想”、日本政府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都归于流产后，有可能将2002年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再次打入冷宫。可见，美国因素在东亚经济运行与发展中处于难以去除的地位，如果东亚合作排斥了美国利益，必将受其反对和阻挠。对此，东亚经济合作的开展必须正视美国因素的客观存在，因势利导，突破地区限制，泛化区域合作范围和广度，拉美国加入，争取在组织框架下加以约束。

　　强化合作机制的促进作用

　　由于东盟成立初期的历史环境所限，其经济合作的开展最初是以“对抗”区域外的竞争而得以确立的。在区域外竞争的压力下，有关国家为维护共同利益而确立起一种比较封闭的合作框架。东亚区域合作从成立之初就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要求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致力于强化主权而非“主权共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树立外敌为基调的集体安全、竞争观已束缚自身发展的脚步，应该“以合作求共赢”的姿态接纳更多的合作者。在传统的“10+3”模式下，东盟国家是既得利益者，它误认为这样一个松散的非机制合作形式能够使其避免失去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实践表明，大国竞争均势结束后，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争夺将不以小国的意志为转移。

　　为此，东盟国家必须利用现有合作框架，让渡部分主权和利益，强化合作的机制化，将大国约束在制度的樊笼中。2000年11月，第四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就将以前惯用的“非正式”一词删去，表明东盟“10+3”模式制度化变迁的萌芽。经过几年的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在原有东盟内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行动框架，诸如：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等。值得关注的是首届东亚峰会（East Asian Summit）将于2005年底正式召开。这都标志着东盟开始摆脱依靠大国平衡机制发展与各国关系的模式，开始注重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容许更多国家在制度化的运行规则下与之接触、交流、合作。

　　三、结语

　　地区主义在实践的推动下，逐渐发生新的转化。它不再局限于对外在压力的回应和反抗，逐渐成为加速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进而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必然过渡。在这种趋势下，东亚国家经济合作在突破认同、主导力量、机制化等障碍的基础上，将呈现泛化之势。这既包括合作区域的延伸，更是指合作行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合作的模式不论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其发展取向都是以地区间国家的合作为先导，向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融合迈进。

　　参考文献：
　　1.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2.杨栋梁：《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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