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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鹏
（广西大学商学院，中国 南宁 530004）
作者简介：黎 鹏，男，教授，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东北师大城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管理等，已主持和承担（含参加）国家基金项目3项、省市级及地方政府与企业委托项目16项；发表论著80多篇部，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等10多项奖励。
摘 要：地缘经济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在地域表现上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能有效地推动沿边地区的开放和发展。论文从地缘经济区的发展前景、主要特征和合作开发的普遍效应等理论探讨入手；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设为背景，在系统分析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现状特点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中国—东盟合作开发边境地带地缘经济区实践策略的创新思路。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边境地带；地缘经济区；合作开发；策略创新
1 地缘经济区的前景、特征及其合作开发效应
1.1 地缘经济区的发展前景
地缘经济区一般是指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连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1]。地缘经济区（系统）是在地缘政治影响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由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经济合作与联系的地域组织形式与体系[2]。据统计当前全球范围内具有“一体化”性质和趋向的地缘经济区或区域合作组织已超过100个[3]，而邻国之间的“增长三角”（小型的地缘经济区）就更加普遍存在和正在发展着。地缘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地缘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和经济现象的时空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地理位置与经济现象的关系、地缘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地缘经济要素的流动组合及其对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尤其对技术、金融、贸易等要素流动变化的研究；研究国际性和区域性经济集团与经济组织形成发展机制以及经济集团与政治集团的相互影响与互为作用关系；研究地缘核心区与外围区（腹地）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大国和大的经济集团、经济组织的地缘经济战略等[4]。因此按照地缘经济学理论、地缘经济区的发展实践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邻国区域之间合作与联合发展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大，地缘经济区（系统）的发展前景也必然会越来越广阔。
1.2 地缘经济区（系统）的主要特征
地缘经济区（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其开发利用活动要注意到其固有的主要特征。
第一，地缘经济区（系统）形成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在世界政治局势普遍缓和的前提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不断发展，地缘经济区系统的形成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主要依据或原因有三：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地缘经济区系统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地缘经济区系统必将取得更好的发展；第二，优势互补与劳动地域分工是地缘经济区系统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机制和推动力量；第三，异质性地区的互补性合作隐含的利益驱动也使地缘经济区系统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
第二，地缘经济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地缘政治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地缘经济区空间位置与基本政体单元（国家或地区）的分布格局密切相关。比如国家或地区等政体单元幅员的大小、同一地区当中国家或地区数量的多少及其空间分布的格局，都极大地影响着地缘经济区的分布格局。第二，受国家或地区之间政治军事关系状况的影响很大。地缘经济区要建立在边境地带（或地区）上，这里既是国与国之间的敏感地带，又是两国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异质地带。国家关系不和睦时是政治和军事的摩擦地带，而关系和好时则成为经济文化和民族交流的接触地带和经贸往来的主要渠道。比如印巴关系左右着南亚联盟的发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第三，与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和内部政治、经济与军事局势也有较大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开展国际合作政策、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政治军事局面，是邻国之间开展合作与共同建立地缘经济区的重要前提。
第三，地缘经济区的跨国性和开放性。地缘经济区实质上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由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合作与联系的地域组织形式，这样参与的国家（地区）就至少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所以具有跨国性。地缘经济区作为多国（地区）共同建立的经济合作地域，首先在参与国而言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此外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以及各国（地区）采取开放式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地缘经济区对其他国家与地区也有较大的开放性。
第四，地缘经济区（系统）构成体系的层次性。地缘经济区（系统）构成体系的层次性问题：按照内部经济融合程度和一体化水平由低到高来划分应该包括一般增长三角和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层次。从横向看，目前世界上处于各个发展层次的地缘经济区是同时存在的（从最低层次的一般增长三角比如东盟的“北三角”、“南部三角”经济合作区等到最高层次的经济同盟即欧洲联盟EU并存）。从纵向看，一个地缘经济区在一定条件下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第五，地缘经济区建设与运营目标的共赢性。首先，从主观判断和效果的预期上必须是共赢的。没有这一基本的基础，有关各方参与协商和共同筹划与建设地缘经济区的积极性就不会被调动起来。其次，从运作机制和实践效果的具体体现上也必须是共赢的。这是地缘经济区建立起来以后，能否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大多数地缘经济区的建设与运营情况都体现出了共赢的特点。
第六，地缘经济区系统运动发展的动态性。地缘经济区系统正在形成发展的进程当中，在全球政治局势普遍缓和（不排除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局势动荡），和平与发展日益占据主流的基础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的不断迈进，以及各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使地缘经济区系统形成发展进程也将随之加快，运动发展的动态性相当显著。地缘经济区系统的运动发展将主要沿着如下四个方向：一是各种新的地缘经济区将不断的产生，主要表现在地缘经济区数量的不断增加上；二是地缘经济区及其系统发展的不断“高级化”，包括单个具体地缘经济区的高级化和整个地缘经济区系统的高级化；三是系统在整体规模上的扩大，以及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四是系统内不同地缘经济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将逐步加强。
此外，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增长极”，也与其他经济增长极一样，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地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及辐射性等特点，因而由此又具有带动性的特点。
1.3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普遍性效应及现实意义
第一，加快世界空间经济系统的运动与融合。当前世界经济已日益形成为全球性的空间经济系统[5]，并通过物质流、资金流、劳力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的互补性流动，使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在国际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组合，推动经济的发展。地缘经济区较广泛地存在或可较广泛地建设的特点，使邻国之间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通过地缘经济区的运作机制和渠道，增加流动的弹性和优化组合的机制，而从地缘经济区的角度推动国际经济的联系与合作，加快世界空间经济系统的运动发展与融合。
第二，为参与国别或地区提供更多的外部发展空间和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地缘经济区将是各国各地区资源与各种要素的汇集地，也是各国（地区）参与经济合作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及场所。所以，在各国（地区）接触地带形成发展起来的地缘经济区，不仅为参与国或地区开拓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提供更多参加国际经济合作的机会，也为相关国家或地区多种互补性资源或要素提供优化组合的场所与机制。
第三，为地缘经济区所在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与国际合力，带动各国沿边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各国（地区）边境地带一般都是远离该国（地区）经济中心或“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区，在各国（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的环境下，难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使这些边境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地缘经济区的建立或形成发展，就使得相应的边境地区形成为投资与经贸合作的热点、国际资源与要素的集结点以及其他国际外力的作用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给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会与活力。
第四，有利于开发沿边地带这一特殊的空间资源。实际上沿边地带是一种亟待加快开发的宝贵资源，边境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地带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边境两侧存在着很大的“梯度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包括两国之间自然资源、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使得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从而使边境地带具有巨大的“梯度势能”。此外，边境也是内陆国家和地区出海出境的过境地带，在频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进出过程中也会获得许多机会。[6]
2 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现状特点与存在问题
2.1 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覆盖面积广阔但地域布局并不合理
目前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多种合作机制，比如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主导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新湄公河委员会主导的“湄公河流域持续发展合作”，以及“黄金四角经济合作”[7]。但在中国与东盟接触地带上已经形成的地缘经济区只有一个，就是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主轴的中老缅泰四国毗邻地区的“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开发区，也即澜沧江—湄公河中老缅泰结合部次区域，地域范围较为广阔：包括中国思茅地区的5市县（思茅市、普洱、江城、澜沧、孟连县）和西双版纳州3市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老挝上寮地区5省（南塔省、乌多姆赛省、波乔省、丰沙里省、琅勃拉邦省）；缅甸东掸邦4县1特区（景栋、孟帕业、大其力、孟扬、第四特区）；泰国清迈府和清莱府。次区域总面积接近18万km2，人口约500万人。[8]
正因为自由这么一个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有布局在地处内陆的边境地带。从而使“实际布局”与“布局发展条件及经贸合作的实际需要”等发生了明显“错位”。其直接影响和吸引的外围地区是我国云南南部、缅甸东部以及泰国和老挝的北部，而且由于地形的原因使其外联的交通干线呈现出南北延伸的态势，使其对外连通和吸引的范围主要是中南半岛的中西部与西南地区内地。因此，通过已有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不便于在中国与东盟接触地带的东段（即中越边境地区）实现双边或多边互补性要素的集结及其重组，不能有力地促进和方便地实现我国中部、东部、南部等地与中南半岛东部、南部以及隔海相望的东盟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我国中部、东部和南部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外向性强，有关经济活动及要素流动与东盟国家间联系的需求、规模、强度等都相对较大。可见，已有的“黄金四角”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在发挥上述作用中显然存在较大局限。
2.2 “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开发区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还不理想
10多年来，在中老缅泰四国的共同努力下，“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开发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一是确定了合作内容框架和近期重点。包括改善和加快交通、通讯、港口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能源与旅游业开发、贸易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毒品和艾滋病扩散等合作内容框架和近期重点。并因资金、人力与物力等方面的限制，四国一致同意首先从交通设施建设入手，把疏通次区域合作的交通运输动脉为近期合作的重点。
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成果显著。公路方面确定了建设两条国际公路：从泰国清莱府的清孔经老挝的会晒、南塔到中国云南省的景洪的公路，以及从泰国的夜柿经缅甸的大奇力、景栋到中国的景洪的公路。前者全长约260km，由亚洲开发银行会同泰老两国交通部门对拟建路段进行调查，并由泰国宇莎公司承建（该公司将以6：4的比例和老挝政府分担投资资金）；后者全长约250km，由泰国公司承建（泰国政府已提供3亿铢的援建资金）[9]。国际航运方面，经约10年努力于2001年6月26日举行了澜沧江—湄公河正式通航典礼，从此四国商船可在中国思茅港至老挝琅勃拉邦港之间897公里的航道上自由航行。此外还提出了建设“泛亚铁路”以及次区域空运系统的构想与计划[8][9]。
三是资源合作开发初见成效。水电资源开发方面包括景洪电站（装机容量150万kw、2000年9月中泰签订合资建设协议、泰方占总投资100.4亿元人民币的70％），糯扎渡电站（装机容量550万kw是“云电外送”的主要电源点）及合作建设输电线路（拟于2013年向泰国送电150万kw、2015年以后送电300万kw），目前老挝送电泰国的输电线路也已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等。生物资源开发合作及毒品替代种植方面包括“中泰中草药与水果示范种植”、“中缅合作毒品替代种植项目”、“中老合作毒品替代种植项目”等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旅游资源开发合作包括云南与老缅甸等国在边境地区实行互免签证、联合开展各种促销工作、通过亚太旅游协会、世界旅游组织及有关国家为合作区举行旅游人力资源研讨会等。矿产资源开发合作包括矿产资源勘查合作和以技术、资金投资境外矿产开发（如云南已与老挝签约联合开发万象盆地钾盐资源等）。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方面通过中国出资成立的“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以及云南省的有关部门与老缅泰等国共同做了许多人才与技术培训工作。此外还在环境保护方面开展了有益的合作。
但“黄金四角”合作开发区在交通设施建设、经济合作与融合水平、协作程度等方面还有较大局限；从地缘经济区的发展层次来讲还处于最低层次，其集聚与辐射能力不强，带动作用还不明显，相关国家在合作开发区以外的地区参与程度较低。同时“生产增值环节”还相当薄弱，共同建设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的最重要目的，是突破“贸易主导型”的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及经济联系方式，使沿边地区互补性要素与资源在“生产环节”中实现优化组合与加工增值。但如前所述目前“黄金四角”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中，只有生物资源开发及毒品替代种植合作、矿产资源开发合作等较少和较低层次的生产性内容。按照该地区互补性资源、“合作生产”的条件与前景等方面的情况综合看来，共同投资、合作生产、建立起以“生产增值”为轴心的产业链与产业基地等方面的空间相当大。
2.3 地缘经济区建设的数量规模还不能适应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实际需要
中国和东盟陆地直接接触地带分布在绵延5081km的陆地边境线上，包括云南与越老缅三国的陆地边境4061km和广西与越南的陆地边境1020km，已有24个陆地边境口岸和一系列的边境贸易点和临时口岸，双边经济贸易往来相当活跃，从经济贸易往来的领域、内容、规模以及在边境地区的分布上，都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种贸易主导型的经济贸易合作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其势头当然还会继续。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接壤地带全面合作，拓宽合作领域，促进邻国之间互补性要素流动与重组增值，增加合作方式与提高实际效果等角度出发，不能只是继续沿着贸易主导型的路子走，必须加强地缘经济区的建设与合作。目前只有中老缅泰结合部的“黄金四角”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是不够的，远不能适应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现实要求。
2.4 “黄金四角”合作开发区具有自然条件方面的天然局限
中老缅泰四国毗邻地区多为高山和高原，老挝境内部分是其全国最高的高原地区（海拔2000m以上），中缅边界为海拔2000m左右的高山，泰国北部地势之高也居其全国之首，我国云南省及其思茅、西双版纳地区更是以山地为主（94％以上）[11]。而且作为已经局部通航的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由于老挝与柬埔寨交界处有一道宽10公里、落差达15～24m的巨大瀑布即康瀑布（khonefall）或译为孔瀑布，因此澜沧江—湄公河全程通航在相当时期内还难以实现，我国云南等地出口物资的运输还难以通江达海,经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辐射面被限制在了老挝、缅甸和泰国这三个国家内[10]。
2.5 “黄金四角”合作开发区在具体实施方面还存在较多的困难与障碍
首先，中老缅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共同投资建设能力难以整合起来。中老缅泰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中国和泰国是发展水平较高的层次，老挝和缅甸属发展水平较低的层次（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12]。因此老挝和缅甸两国没有与中国与泰国同步投资建设的能力。
其次，各方利益的协调还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在利益协调方面还存在较大困难（诸如目前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问题、上游国家工程影响下游国家用水和生态环境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由于各种合作机制与不同融资渠道的诸多项目是交叉重叠或同一领域的，这些项目在吸纳投资和利益分配等方面也会引起纠纷或分歧。
3 中国—东盟合作开发边境地带地缘经济区的策略创新
3.1 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总体思路创新
要通过共同协商来研究确定，构建起中国—东盟之间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整体思路与实施框架。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间的良好国际关系环境、各国谋求合作的主张以及越老缅泰等与中国接壤和近邻国家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意愿等有利条件，结合中国—东盟前沿边境接触地带的自然环境条件、交通外联的基础与前景、经贸活动的基础与前景、口岸发展基础与发展前景等具体情况，在世界空间经济系统背景和CAFTA建设的总体框架与《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前提下，共同协商和统筹策划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建设规划及运作的路径与策略，共同确定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数量规模、地域布局、合作与运作方式、协商机制、将地缘经济区推向高级化的路径和时间表等重大问题。同时建议在CAFTA框架下专门设立共同协商和统筹策划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区建设规划与运作的机构及工作小组，共同协商、统筹策划与推动实施。
3.2 合作建设与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数量规模与地域布局调整
如前述有必要增加中国—东盟接触地带的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数量，并改善其地域空间的布局现状，使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能更好的充分发挥其推动CAFTA进程与边境地带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综合多方面情况的分析表明在中越边境的东兴、凭祥和河口等地具有建设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较好的条件与必要。如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为邻且仅有一桥之隔并有公路和海运连通中越两国）、凭祥市（与越南谅山为邻并有国际联运铁路直通越南谅山、河内等地）、河口（与越南老街为邻并有国际联运铁路直通越南老街并直至河内、海防等地）的边境地带为例，它们都依托较大的城镇（均为双边依托），有良好的交通通道、贸易口岸、边贸基础等有利条件。特别是东兴和凭祥具有很好的开放性交通外联格局与网络，是我国华东、华南与华中等地从陆路进入中南半岛的必经通道和重要口岸。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CAFTA的进程，取得更好的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实际效果，既应该也有很好的条件进行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数量规模与地域布局上的调整。争取通过协商推动，中近期在上述优越区位增加2～3个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
3.3 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协调机制创新
如前分析，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的协调机制不够到位，存在不少问题。应该抓住以下方向与主要内容，对今后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协调机制进行有效的调整：即要以合作机会均等、责权利对称、公平公正的制度与利益共享机制来协调各合作开发主体的共同运作活动和利益分配问题。地缘经济区的建设与运作，是以自愿、互利、公平等为基础的，同时如前文所述地缘经济区的建设与运营还有共赢性目标追求的特点。参与地缘经济区建设和合作的各方都是以利益或效益（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取得为目标和动力的，要确保地缘经济区的健康发展以长期给各方带来利益或效益，就必须以“共赢”为核心。由此，就必须以合作机会均等、责权利对称等原则来体现公平性，并再加上公平公正的制度与利益共享机制来协调各共建方和参与方的利益分配问题，以体现共赢性。
3.4 强化地缘经济区的生产性功能并提升其辐射带动作用的策略调整
目前，中国—东盟前沿地带的双边经贸联系主要还是贸易活动为主，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在合作方式与合作思路上则重在对当地资源的合作开发与投资建设。为了突破“贸易主导”或单一的贸易成分，不停留在对当地资源的一般开发上，就必须营造和强化地缘经济区的生产性功能，这也是提升地缘经济区整体功能与作用、增强其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关键举措。策略调整的总体方向应该从强化地缘经济区的生产性功能入手，以地缘经济区内部互补性资源与要素优化组合的规划引导、外部互补性资源与要素流入与优化组合的引导为起点，以地缘经济区的产业链和产业基地建设为载体与纽带，构建由“生产”环节带动的生产促贸易、生产与贸易并重的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图1）。由此把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建设成为参与国（乃至其他国家或地区）互补性资源与要素集聚重组、实现在更广阔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与增值的重要场所和机制，更有力地吸引地缘经济区以外的互补性资源与要素流向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并以此为保证促进地缘经济区辐射带动作用的提升，增强地缘经济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更有力地推动CAFTA建设的进程，也更有效地把西部大开发和CAFTA的建设结合起来、把CAFTA的建设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结合起来，使三大工程都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3.5 地缘经济区开发与经济走廊建设相结合的实践思路拓展
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从其空间分布来说，都是依托较大的贸易口岸来布局的。同时这些口岸又都具有良好的交通运输通道联系着双边（或多边）远离边境地区的国内腹地，联系国内腹地的交通运输通道上又往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镇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以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为交汇枢纽、分别联通两国或多国内陆地区的“点轴”延伸格局。在沿着边境地带建立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的同时，如果能够沿着向双边（或多边）内陆腹地延伸的这种“点轴”延伸脉络建立经济走廊，不仅会使地缘经济合作开发区更能有效地联系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内陆腹地，扩大地缘经济区开发的辐射效应，也有利于地缘经济区的发展更便利地取得广大内陆腹地的支持，获得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更广阔的市场等等。最终达到地缘经济区开发与经济走廊建设相得益彰的实际效果。
在中国—东盟前沿地带，从云南思茅港到老挝的琅勃拉邦港的国际内河航运已经开通，从云南昆明—越南河内及广西南宁—越南河内有国际联运铁路和国际公路直通，沿线城镇分布较密，资源开发与经济合作等基础都比较好，具有良好的中越共同建设与开发国际经济走廊的条件。此外，中越之间接近边境地区的沿海地带，又分别有水路（近海航线）和公路联通，具有防城港港、钦州港、北海港和越南海防港等较大型的沿海港口，以及资源与要素、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较强的互补性。 [13][14][15][16] 因此在澜沧江—湄公河通航条件良好的河段、国际铁路（公路）“点轴”脉络和沿海地带建立经济走廊都有很好的条件与必要，包括澜沧江—湄公河（思茅—琅勃拉邦）经济走廊；昆明—河内—海防经济走廊（昆明—开远—河口—老街—安沛—富寿—河内—海防）；南宁—河内经济走廊（南宁—扶绥—崇左—宁明—凭祥—谅山—北江—河内—海防）；中越沿海经济走廊（北海—钦州—防城港—东兴—芒街—鸿基—海防等）。
参考文献：
[1] 陈 才.图们江地缘经济区发展对策研究.东北亚论坛，2002.(3):19～23.
[2] 陈 才.区域经济地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67.
[3] 宿景昌.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类型、作用及发展趋势.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6）:1.
[4] 陈 才.地缘关系与世界经济地理学科建设.世界地理研究，2001.(3):3—4.
[5] 黎 鹏.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19～23.
[6] 黎 鹏.论广西经济的“双弓”型开发战略.人文地理，1995.(3):20～24，46.
[7] 贺圣达，王士录.积极参与三大合作开发，着力推进次区域合作——新形势下云南与东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学术探索,2000.(5):29.
[8] 陈杜明，李益敏.中老缅泰结合部次区域交通网络体系建设研究.经济地理,2000.(6):84～87.
[9] 杨晓辉.中、老、缅、泰“四角”经济合作计划探析.东南亚研究,1999.(2):25～28.
[10] 蔡玉民. 国际航道大大改善 合作项目等待上马.环球时报,2004.7.16(7)
[11] 田学科.论中、老、缅、泰间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国际技术经济研究,1995(1):39～44.
[12] 陈铁军.湄公河“黄金四角”增长区的发展和云南应采取的对策.经济问题探索,1995.(8);17－18.
[13] 李益敏，陈社明.中国云南与越南经济走廊建设构想.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48～51.
[14] 刘 稚. 泛亚铁路与昆明—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建设.东南亚,2002(2):44～47.
[15] 古小松.建立南宁—曼谷经济走廊 发展华南与中南半岛的合作.东南亚纵横，2004（1）:8～13.
[16] 黎 鹏，张永成.试论资源赋予论基本思想对桂越经贸合作的指导作用.广西经贸，1999（5）: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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