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

【摘  要】根据不同的经济特征，文章梳理出边境区、产业带、自贸网等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三个层面以及中国的“y”字型区域合作空间结构，并在质疑边境区位论的基础上，提出振兴边境区发展的边境资源论及相关管理对策，视边境区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树根”即基础，产业带为主干，自贸网为环境与延伸，以此构建协调互动的未来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三级发展系统。

【关键词】 中国， 东盟， 区域经济， 三级发展系统， 边境资源论

　　一、引言：三层区域合作

　　从经济一体化、产业分工、次区域合作等层面，对中国与东盟这样的国际区域经济所作的研究，日见繁盛，但大多文献是从国际贸易理论角度，研究源于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动机而进行的生产专业化分工、贸易自由化合作，较少论及这些层面的内在联系和一体化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效应。在国际上，Krugman与Hanson（1993） 、Hanson（1996 、1998 、2001 ）等，从区位因素及产业关联等角度，就北美自由贸易区（FTA）对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产业与就业等方面效应的实证研究，把重点放在贸易小国或由封闭走向开放国家的产业与就业在自由贸易框架下中心－边缘（Core - Periphery）空间结构关系的调整，而Niebuhr与Stiller（2002）  则用欧盟边境在东扩与一体化中所受效应的例子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一定对边境产生像Krugman与Hanson等所言的效应。各方所运用的主要是Krugman1980年代对美国东北部制造业产业带（Manufacturing Belt）及发达工业国贸易结构研究时所开创的新地理经济学理论，即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与否的分析来研究自由贸易、产业分工、贸易成本等对边境产业集聚的影响。不过，对边境/边缘－产业带－自贸区三者的关系，并未辨析。本文并不是要把他们的工作复制到中国－东盟区域，而是勾勒出边境区、产业带和自贸网等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三个层面，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路向。要言之，中国－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概括为表1所示的3个层面或维度。后面的分析围绕表1的框架而展开。

　　二、边境区：从博易场到博览会

　　边境地区，尽管受管理体制的分割，但由于经济空间、经济活动的连续性、自然延伸性与不可分割性，因而成为相邻各方力量相互影响与交叉重叠的部分。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即地理毗邻的跨境经济区，1990年代初以来常被称为“次区域经济区”（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自然经济领土”（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NETs） 、“扩展大都市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 EMRs）、“成长三角”（Growth Triangle）等 。中国与东南亚交接的边境或前沿地区（Frontier Region），包括中国的滇、桂、粤、琼、闽等前沿省区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其中滇桂为陆地边境即传统意义上的双方边境地区（Borderlands）。长期以来，这一地区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主要基地，占中国大陆与东盟国家贸易额一半以上，是双方合作的“树根”、根基部分。近年来，这一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主导，2004年对东盟的贸易额约占当年中国大陆与东盟贸易额的40%（其中广东省占31%）。加上香港每年与东盟国家近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该地区占整个中国东盟区域贸易近70%，在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角色仍十分突出。

　　以广西为例，近千年前，该地是中国与交趾等东南亚地区在岭南开展边境互市、民间贸易的重要前沿，博易场，成为当时双方经贸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周去非所撰的《岭外代答•卷五》对其中主要的3个博易场，即邕州横山寨博易场、永平寨博易场和钦州博易场等作了较详细的记录。而从2004年年开始，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广西南宁为会址，每年举办一次，为双方合作再提供一个时代性的新平台。这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仅仅是区位理论所认为的、广西接近东南亚市场从而节约运输成本的区位优势所使然（如“桥头堡”、“大通道”等等理论所言），而是广西地区民族的包容性及与东南亚民族长期往来积淀而成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等独特的边境资源所决定的，是经贸活动对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与文化回归。所以，不管是博易场形式的传统贸易，还是博览会形式的现代会展业贸易，都表现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牵线、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合作模式，都是以边境地区独具的开放务实、兼容并包的民族文化和民间关系网络等资源为基础。

　　广义而言，今天在香港、澳门、广东珠三角、粤西、海南以及云南等等地区如火如荼开展、几乎每月都有一次的各种各样大型经贸交易会、洽谈会、高交会、边交会……也是利用这些边境地区所独具的东南亚及世界华人华商等民族文化资源，通过族群内贸易来推动产业内贸易，从而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产业链：从特产品到产业带

　　中国与东南亚分处温、热两个气候带，动植物、矿产等资源及工农业制品差异度大，互补性强，随着产业的持续分工与升级，千百年来双方通过西南及海上“丝绸之路”产业链所交易的货物已有多次质变：中方从早期输出丝绸、生丝、陶瓷等大宗特产，输入香料、象牙、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等大量贡品与奢侈品，其中仅香料一类品种就达数十种；到后来，中方输出茶叶、药材，输入大米、布匹乃至鸦片等面向民众的生活用品；如今，中国从东南亚进出口产品已经不单是谷物、蔬果、水产、肉类等一般生活用品，而是涵盖了标准国际贸易商品分类（SITC）的各大类、近万种产品：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木材、天然橡胶、植物油、大米等初级产品与工业原材料，到钢铁、纺织、化工、机械、电器、电子、信息科技（IT）产品等等，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其中，列入中国－东盟FTA于2005年7月20日降税的产品就达7000多种。

　　置于全球贸易的框架来看，受跨国投资、国际生产网络与产业分工新格局等技术经济的推动，双方贸易的商品结构正越来越按产业集群化，即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商品流，类聚、群分，形成跨国跨地区产业网络与产业带。跨国公司在中国与东盟间跨境投资并大量进口产品，来料加工后销往欧美等发达地区即第三地市场。例如，目前中国东盟间一些主要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已超过70%；2004年中国大陆对东盟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499亿美元，占双方贸易总额的47%，比一般贸易额（440亿美元）高；在华外商投资企业2004年对东盟进出口额则占中国大陆对东盟贸易额的58%。  可见，跨国、网状的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东盟区域贸易活动主体，也说明自由贸易己经发展到依靠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Inter-firm Trade）、加工及技术贸易等推动垂直一体化的新阶段，而不再停留在过去依靠陆地边境地区输入输出的传统贸易阶段。这当中，受益最大的是沿海地区的近出口加工区，他们得益于便利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海外网络与本地技术和半技术劳动力以及优惠的政策措施，在1980-90年代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的带动下，由华人资本、海外技术推动建立起出口加工基地。大量的出口加工基地在沿海地区积聚，便形成以“东京―上海/长三角―香港/珠三角―新加坡”为轴心的一条西太平洋沿岸制造业产业带，如图1所示。这条产业带是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主干、“树干”，占双方经贸合作的份额约八成。

　　四、贸易网：从朝贡网到自贸网

　　近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官方朝贡贸易网络（或称“封贡”、“贡赐”、“贡舶”、“册封”贸易体系，System of Tribute）的南部大院或“前庭”内。  在由郑和下西洋理顺朝贡贸易关系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东南亚国家占24个，显示出东南亚在东亚朝贡网络中的重要程度。此后，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及美国等为代表倡导的条约式自由贸易，进入东亚，浸润东亚400余年，最终取代了朝贡贸易体制。但直到二次大战后，自贸体制才给东亚地区的国民财富与社会福利带来实质性增长，也正由于对自贸体制福利效应的认同，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才把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看作文明世界的必要制度与基本规范，积极加入世贸组织（WTO）、与自由贸易游戏规则接轨，各方政府积极推动建立与WTO兼容的东盟加中、日、韩、印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1/3/5/6”FTA网络体系，如表2所示。

　　从经济学的观点和全球化的视野来看，随着技术进步、组织结构优化以及社会体制创新，生产力水平提高，同时，利益主体多元化、地方性优势集聚，加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因此，一方面，促使中央政府的权力资源不断下放（de-centralization）、分割市场的地方行政边界/税收逐步下调（de-bordering），维持“万邦来朝”式的、多对一的朝贡贸易网络体系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从多对多的自贸网络中获利日增，故朝贡贸易的区域生产关系解体转向自由贸易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必然；另一方面，则推动企业与产业日趋集聚、各方政府为赢得竞争优势日趋整合形成区域集团，出现众多的相互让渡主权、开放市场的政府间经贸协定。以此来看待东亚区域的合作及其转型，就可以坚定贸易自由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信心与步伐。

　　FTA之后的区域合作将是如何？就中国而言，在2004年达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之后，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FTA亦将提上日程，而且，服务贸易、投资与知识产权等等方面的FTA将增强。根据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构建“亚洲自由贸易网络”  区域战略目标，中国将牵头启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把现时东盟十国与中国的自贸区机制扩展至日本及韩国，促进东亚区域经济的合作。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海湾合作组织以及智利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的FTA也在构建之中，  其中，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05年11月18日签署。这样，加上中国内地与香港及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与WTO兼容互动、网络互通的自贸网络系统。

　　五、新边境：以边境资源论的观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一）存在问题

　　至此，已大致清晰：在FTA网络之下，中国与东盟的（西南）陆地边境区与（东部）沿海产业带的一体化效应或受益程度是有较大差别的。虽然，差异程度有待用数量实证分析来证明，但是，从上述对边境区、产业带与自贸网的层次关系来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基本上是为产业带、产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国际经贸政治安排。因此，产业带的受益要大于边境区；在FTAs网络中，市场开放、资源配置有向产业带集中、偏斜的倾向。实际上，道理很简单，陆地边境区的跨境维数（或跨境指数，即跨越国家或关税区的数量）通常是恒定的，恒等于2，除非像亚洲开发银行（ADB）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开发那样，第三方国际机构的进入才有助于陆地边境区跨境指数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扩大，否则，边境两侧永远是“搬不走的邻居”、一对一的地缘经济合作，因此，当前的FTAs网络对西南边境区的效应是间接的、微小的。而东部产业带中的各类出口加工港区，其跨境维数以及国际资源与区域市场则随着FTAs自贸网倍增（篇幅所限，本处不再给出跨境维数的分析模型），因此，尽管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及贸易结构具有众所周知的重叠竞争性、南南合作面临内部动力不足等等问题（见表1），但沿海产业带无疑仍将是自贸网的直接受益者。

　　中越边境的例子，可以说明：经济一体化对产业带的效应比边境区更大的现象，也说明现实居于主导地位的“边境区位（优势）论”所面临的困境。

　　关于中越边境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角色与地位，已经有很多研究，分别论及该地区是10+1FTA的“桥头堡”、“桥梁”、“前沿”、“跳板”、“通道”、“走廊”、“枢纽”、“中心”、“基地”及“平台”，等等，把边境作为两个市场之间的中介功能不断凸显。不过，从更广时空范围的比较来看，历史与事实告诉我们，中越边境的经济功能与重要性并非直线上升。图2显示出桂滇两省区与越南贸易优势的弱化现象：两省区占中越贸易的比重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初期的近1/2，逐步下降到1/3、1/4、1/5，目前约为1/6，当中也有反弹。总的看来，新增的贸易流量大多流向东部沿海地区。随着中越贸易在未来几年内达到100亿美元的新高，人们不禁要问：边境省区所占的份额是继续下滑还是触底回弹？或者说，中越边境的区位优势将是强化还是弱化、递增还是递减、凹陷？

　　不管结论如何，有一点可以明确：中越边境经贸发展很快，但以海运及保税区、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或“区港联动”等为依托的中国东部沿海产业带发展更快；在FTAs网络中，陆地边境区的跨境维数并不增加，而沿海产业带的跨境维数则虽则自贸网络的互通倍增，因此，前者的区位优势逊于后者，或曰，前者的区位优势向后者转移。

　　（二）对策建议

　　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浅见，供参考：

　　1、确立“边境资源论”理论。传统的区位理论把边境视为一种经济合作的屏障、分割市场的障碍，经济一体化就是要降低或消除这种消极的制度障碍，减少交易成本。新地理经济学、新区位理论则把边境视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中介、接近外部市场的前沿，认为边境对经济一体化有积极作用。笔者等从更积极的方面，提出“边境资源论”，认为边境不仅包括看得见的能源、物产、文物、交通等等资源，以及看不见的国家与地方跨境关系网络、民族文化资源、社会资本，   还包括国际间及国家内配置的、可再生的权力资源。  这一理论对有关方面处理边境经济合作问题有参考意义。

　　2、开发并整合边境资源，特别是无形的社会资源。边境资源最主要的是跨境网络资源，例如，边民的跨境社会关系网、企业的经贸网与产业链、交通运输技术关联网、城市网络以及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跨境协议网络等等。开发、整合这些资源，将使其整体效能得以发挥。对于跨境人群、人才、民族文化等本地的知识/智慧产权资源，应实施保护式开发。

　　3、通过“两廊一圈”及边境产业等将西南边境区与东部产业带连通起来。（1）强化中越“红色经济区”。中国与越南，是目前全球两个充满潜力的、（国旗）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和平演变、意识形态对立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双方边境区的红色物产——八角、矿产、红木家具，服饰红色的民族，等等，从红水河到红河，红色经济是该边境区的一个共同点及在全球的标志，因此，双方应建立类似CEPA的更紧密经贸安排，中越边境的广西、云南及越方广宁、谅山、高平、河江、老街、莱州等8个省区，应形成“2+6”之类的紧密合作，  使得“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与“昆明－老街－河内－海防”两个经济走廊及北部湾经济圈（“两廊一圈”）、特别是北部湾经济圈能将沿海产业带与陆地边境区在“y”字型交接处连通起来（见图1）。（2）发展边境城镇群。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将口岸城市与区内大中城市连成网络。（3）引进外部特别是沿海产业带的力量，开发西南边境区特有的热带物产、中草药、八角、矿产等特产及民族文化等等边境资源。例如，利用“泛珠三角”（PPRD/“9+2”）制造业及国际网络的优势，与GMS的资源优势，建立中国－东盟区域内一个连接珠江和湄公河两大流域的国际产业带。 

　　通过上述策略，中国－东盟的边境区、产业带及贸易网等3个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得以整合，形成3个相互协调的发展系统。

　　六、结语：三级发展系统

　　滨下武志认为，在研究国际经济史时，有必要将处于“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  同样，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关系，也有必要将处于两者间媒介地位的边境区、产业带及贸易网等维度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透过对双方陆地边境地区——西南边境的考察，可以透视双方关系在另外两个维度的发展进程。

　　从边境区与产业带的自由贸易效应来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基本上是为产业带、产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国际经贸的政治安排。边境区的获益程度小于产业带。为此，需要用边境资源论的观点，开发、整合、壮大边境区的资源，“y”字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才能在自贸网络体系中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中国－东盟是一个山连山——陆地边境相连、水连水——海洋江河相通、民连民/心连心——民族文化相近、产业连产业的互利互惠区域，这个区域需要形成西南边境区、沿海产业带、自由贸易网等3个协调互动、可持续的发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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