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亚非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首先冲破了殖民体系的枷锁：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朝鲜和越南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后中朝两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印度支那3国人民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亚洲的崛起鼓舞了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举行反帝武装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沉睡的非洲”已经觉醒。

    到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亚非地区的失败。特别是战后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感到亚非形势的变化对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是一种威胁。为此，它在朝鲜战争后继续奉行实力政策，加紧在远东和东南亚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并公开插手印度支那事务。1954年4月初，艾森豪威尔以多米诺骨牌一个倒、倒一片来比喻印度支那的形势，鼓吹美国必须介入印度支那以顶住所谓共产主义的攻势。杜勒斯更认为，印度支那的丢失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全球战略中整个远东阵地的崩溃。1954年9月，在美国一手策划下，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军事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严重破坏了由于达成日内瓦协议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短暂缓和。美国利用这个组织把冷战正式引进了东南亚地区。在此期间，美国不仅通过它的军事集团来“遏制”新中国，还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战争挑衅。一年以后，在美国的策划与支持下，旨在镇压中东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美国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月形军事同盟条约网。此外，美国还积极推行“第四点计划”，加紧向亚非国家进行渗透。美国的所作所为，严重威胁亚洲新兴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将导致殖民主义的东山再起。

    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国家进一步认识到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为了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他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排除外来势力，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从本国的实际利益出发，认为避免卷入冷战的旋涡对己更为有利，决定采取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了一句形象的话：“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亚洲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了，一些国家开始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同意中国提出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在该协定的序文中对五项原则给予正式的确定。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分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次得到确认。它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准则；体现了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曾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954年4月，南亚5国总理在科伦坡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会前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正式提出“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可能性”的问题。科伦坡会议讨论了印尼总理的这项倡议。会议的“最后公报”表示：“支持印尼总理探讨召开这种会议的可能性”。同年9月，印尼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总理继续讨论召开亚非国家会议问题，3国总理都认为有必要在近期内举行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中国虽然没有参加亚非会议的酝酿和筹备，但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会议召开，并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向尼赫鲁和吴努都明确表示中国支持召开亚非会议。12月，毛泽东主席又向来访的吴努总理表明了中国对这个会议的希望。在会议筹备期间，中国和印尼双方还曾通过外交途径就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茂物会议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各国相互间的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增进友好及睦邻关系；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的关系；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捍卫民族主权和反对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讨论亚非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应作出的贡献。茂物会议的决定，受到亚非各国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并引起国际上的高度重视。正如尼赫鲁总理所说，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表明亚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国家二百年来的统治和剥削后的觉醒”。除仍由前殖民者白人执政的中非联邦政府表示由于“环境”的缘故不能参加外，其余24个国家和地区全部接受了邀请。

    对此，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茂物会议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挑衅步步升级。1955年1月，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为所谓“防护和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2月，美国完成了批准美蒋条约的立法程序。3月，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叫嚷要准备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并露骨地进行核讹诈。在此期间，美国还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为了挑起矛盾，美国利用政治拉拢和经济引诱的办法加紧对一些与会国施加影响，要它们在会上既要“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争”，又要“抵抗中立主义的压力”，以保护美国和美国的军事集团政策。1955年2月，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举行会议，杜勒斯竟表示希望万隆会议将“支持和加强”东南亚条约组织“所表明的高尚理想”。4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将要求国会通过新的“援助计划”，以此为诱饵对某些与会国施加影响。美国的意图是，即使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也要给会议制造种种难题使其“分裂而瓦解”。帝国主义甚至利用特务搞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先行人员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自香港飞往印尼途中，因飞机上被蒋帮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而坠海罹难。由于周总理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敌人以暗杀手段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在亚非国家和平中立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经过亚非国家的共同努力，亚非会议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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